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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認識和處理國法與教規關係
發佈時間:2017-04-18   文章來源:國家宗教事務局研究中心

  

張訓謀

  正確認識和處理國法與教規關係,對於在宗教領域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意義重大。最近,國家宗教局召開了“國法與教規關係研討會”,進一步推動、深化這一主題的學習研討和宣傳。這一系列舉措既是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的重要安排,也是推動解決宗教領域重點難點問題的有效之策。

  宗教領域存在的許多突出問題,新老問題,大多都與部分宗教信仰者法律意識淡薄、不能正確認識和處理國法與教規關係有關。解決之道,總體而言,就是要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依法治教,依規治教。

  一、依法治教

  依法治教,就是要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正確認識和準確把握國法與教規的關係,進一步增強憲法意識、法律意識,牢固樹立法律至上的理念,自覺在法律範圍內開展活動,同時學會運用法律手段維護合法權益,依法表達合理訴求,自覺抵制利用宗教進行的非法違法活動。另一方面,也需要黨政部門帶頭尊法守法,科學立法,依法行政,嚴格執法,公正司法。

  依法治教,對政府而言,就要帶頭尊法學法守法用法,依法保護宗教界和信教群眾的合法權利、依法維護宗教界和信教群眾的合法權益;依法管理、依法行政,明確權利清單,法無授權不可為,明確責任清單,法定職責要作為。對宗教界和信教群眾而言,就要樹立法律意識、維護法律權威,明確法律紅線、底線,依法開展宗教活動,依法維護合法權益。

  科學立法是前提。法的生命力在於實施。實施者對於法的接受度決定了法的實施效果,而立法者與守法者價值取向的一致性或相似性是基礎。所以,法治條件下涉及宗教事務的立法要考慮與教規的協調問題。要考慮動機、內容和形式的統一,保護(權利)與限制(義務)的平衡,法治效果對比執法成本的高收益率。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嚴格執法、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涉及民族或信仰問題。涉及民族宗教的事務在許多地方和部門被特殊化、敏感化,不願處理、不會處理,本屬於一般性質的事情,只因涉及民族或信教群眾,都被當作民族宗教問題處理。在處理過程中一些地方不依法辦事,只求花錢買平安。這種做法事實上沒有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將民族宗教群體特殊化,與依法治國精神背道而馳,嚴重消弱了法律的權威。

  二、依規治教

  依規治教,就是要明確教規作為國法的必要補充和延伸的地位,重視教規的自律、他律作用,在依法開展活動的前提下,在法律不必規範、沒有規範的事務管理中,加強教規建設,充分發揮教規在規範社團內部運轉、規範宗教界和信教群眾言行方面的積極作用。

  依規治教,就是要支援和鼓勵宗教團體更好履行法定職責,依法依章程開展活動,把憲法和法律法規的基本精神融入到規章制度中,建立健全團體章程和各項教規制度,不斷提升自我管理和協同管理能力,充分發揮教規制度對宗教教職人員和信教群眾的行為引導、規則約束、權益維護的作用。

  加強教規建設,在國法未涉及的方面依規治教,從嚴治教,這是一個新課題,大有文章可做。在這個問題上,需要充分發揮宗教界的主體作用。

  三、正確認識和處理國法與教規關係

  闡明國法與教規的概念、定位與作用,研究梳理歷史上、其他國家的國法與教規關係,有助於引導宗教界和信教群眾正確認識和處理國法與教規關係,做到辦事既依法又依規,既做好公民又做好教徒。

  1、國法與教規的概念與作用

  國法是國家的規矩,教規是宗教的規矩。國法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以國家強制力作為最終的實施保障,是國家意志主導的行為規範的總和,具有最強的規範認受性和現實的淩駕性。教規則是在宗教的歷史中逐漸形成、固化,或者由宗教團體歸納、定型或制定,只對其成員有約束力,是眾多社會團體規範中的一種。這裡講的宗教團體是廣義上的宗教團體,是組織、體制,不是我們日常講的各層級團體。教規體現了宗教信仰價值,經過長期歷史沉澱,又不斷與社會發展、時代進步相適應,文字化、固定化為宗教團體內部一種特殊的思想信仰和社會行為規範,是宗教信仰觀念的外在化和規範化。

  2、國法與教規的區別與聯繫

  國法與教規既有區別又有聯繫,既不能混同,也不能對立,更不能以教規替代國法。從本質上説,國法與教規都屬於規範,都是在人的治理過程中逐步形成的規範總和,但二者區別在於制定主體、適用範圍、要求標準和實施手段上都有不同,當然在實施權威上也有不同,因此不能混同,不能相互替代。

  國法只規範行為,體現底線原則;而教規對信眾的約束更多、更嚴,除行為之外還有思想信仰,屬“法外”義務,在這一點上,教規與黨紀具有很高的相似性。

  但二者又有聯繫,體現了大體相同的價值觀基礎和價值取向,都有各自發揮作用的機制和範圍,相輔相承,所以也不能將二者對立起來。事實上,二者規範的範圍、對象不同,在國法未規範的言行方面,要承認教規的作用;教規嚴於國法,國法體現底線原則,但不能事事處處都一下子到底線,完全可先讓教規調節,給法律留出緩衝。

  當然,二者也絕不是對等的關係。在現代民主國家,國法具有現實的淩駕性,教規不能取代國法,也不可能取代國法。國法的這種現實的淩駕性不只是針對教規,而是各種社會團體的規範,包括黨紀。不能以政教分離為藉口不接受國法的管理,更不能把教規淩駕於國法之上。不論信仰何種宗教,一旦觸犯了國法,都不能用教規的處罰代替國法的制裁,不允許任何組織、任何個人試圖借宗教身份擺脫國法的約束。其實這一原則並不單單針對教規,任何社會團體的規範與國法相比,都是如此。這是認識國法與教規的關係時必須明確的一點。

  3、要注意法律文化問題

  廣義上講,只要是規範,都屬於法律文化的範疇,法律文化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價值觀層面、制度規範層面和治理實踐層面。在價值觀層面,國法與宗教、道德等既可能高度契合,又可能尖銳對立。在制度規範層面,國法與教規很容易産生交叉,但現代法治國家強調國法的現實淩駕性,任何規範都不得與國法相違背。在治理實踐層面,由於制度規範層面的交叉而産生治理實踐層面的交叉,但現代法治國家強調在國法未明確規範的領域,規範有發揮作用的空間。就法律文化意義上講,國法與教規之間有更加內在的聯繫。

  在宗教事務立法、普法與執法實踐中,重視國法與教規在價值觀層面上的關係,擴大相同性和一致性,消除差異性和對立性,對於提高宗教事務立法的認可度和實施效果非常重要。

  4、國法與教規的具體性

  國法是歷史的,也是具體的。在當代中國,所謂國法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它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專門法為主幹,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與自治條例、單行條例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範構成。堅持法律至上,維護法律尊嚴,就是要具體到這個法律體系以及這個體系中的每一部法律法規。不能籠統講起來遵守法律,但具體做起來又不服從某一法律法規的規定。

  同樣,教規是歷史的,也是具體的。在當代中國,所謂教規就是由依法登記的宗教團體、依法登記的宗教活動宗教場所認可、制訂的教規制度,它並非歷史上、國外的宗教規範的沿襲和照搬,而是適應中國國情、與時俱進的教規制度,是信仰該宗教的中國宗教界人士和廣大信教群眾意志的集中體現,是治理中國宗教事務的重要依據。遵守教規也是具體的,不能籠統地講自己遵守教規,要以中國的宗教團體和宗教活動場所制訂、認可的教規制度為準。

  宗教事務方面的行政法規和政府規章,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憲法有關規定的具體體現。宗教事務方面的行政法規和政府規章也沒有特殊性,也要與憲法、其他法律法規相一致、相銜接。宗教界和信教群眾也不僅僅要遵守宗教事務方面的行政法規和政府規章,涉及到其他一般性事務,也要與其他公民一樣,按照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辦理。

  5、國外國法與教規關係演變史和現狀

  了解一點國法與教規關係演變史和現狀很有必要,有利於消除部分信眾在這個問題上的誤解,正確認識和處理當下的國法與教規關係。

  政教關係是處理國法與教規關係的基本原則和總體框架,政教關係決定著宗教規範與法律規範的關係,國法與教規關係是政教關係的重要表現。

  古今中外,世界各國政教關係具有多樣性,而且也處於不斷變化之中。歸納起來,大體有政教合一、政主教從、政教分離三種主要模式。這三種政教關係模式都經歷了複雜的歷史演變,對應國法與教規關係也有三種不同的關係模式和歷史傳統:一是歐洲聖—俗二元關係模式和傳統,一是伊斯蘭教法主導模式和傳統,一是古代中國國法主導、教規輔助模式和傳統。

  以歐洲的聖—俗二元關係模式和傳統為例。在基督教成為歐洲的統一信仰後,各個獨立的君主國家(世俗權力)與羅馬教廷(宗教權力)之間的較量持續超過千年。這個傳統的理論基礎是“兩個王國”理論,基督教神學家講的理論,源自聖經傳統:“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確定了世俗權力、世俗法律與宗教權力、宗教教規之間既較量但又難以替代的關係基礎。

  基督教産生前,歐洲社會結構是政教一體的,即使是西元4世紀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並逐步形成了系統嚴密的組織形式和權力體系,但它仍處於帝國政教一體的體制之內:皇帝召集基督教大公會議,制定並頒行信經;按帝國的行省劃分教區,並親自任命主教。

  西羅馬帝國滅亡後,西歐出現多元政治格局,但直到11世紀教會改革前,教權一直臣服於王權:(1)國王掌握著重要主教和修道院長的選任權;(2)教會通過的宗教法規必須由國王的名義頒布,重要的宗教會議的召開必須得到國王的批准,重要決議也必須經國王批准才能頒佈施行;(3)國王操縱教皇更替。

  11世紀末,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教會改革使教權得以壯大,並在12 -13世紀達到鼎盛:(1)教會擁有立法權與刑事權;(2)教皇發動多次十字軍東征;(3)教皇插手神聖羅馬帝國的皇位繼承;(4)教會壟斷教育和擁有較多的賦稅收入。

  16世紀宗教改革既是羅馬天主教會大一統局面的終結,更是一千多年來西歐基督教與國家關係二元結構的終結。在新教地區,逐漸形成了政主教從、以教輔政的國教會模式。英國自亨利八世開始推行的宗教改革,建立安立甘宗的英格蘭教會並置於國家的掌控之下:國會有權決定教會事務,頒行教會法規;主教人選由首相與教會協商後呈送國王任命;議會通過的至尊法案規定,國王是英國教會惟一的、至高無上的首腦,擁有糾正錯誤、鎮壓異端和處理教會事務的一切權力。除了在涉及宗教自由和立法方面的一些與時俱進之外,這種宗教與國家關係基本上一直維持至今。德國、荷蘭、丹麥等信奉新教的國家,情況與英國近似。

  東羅馬帝國一直沿襲了羅馬帝國的宗教與國家關係傳統。1054年東西教會分裂後,由於東羅馬帝國國家政權並未中斷,因此東部教會(自此稱東正教)始終處於皇帝的掌控之下。在拜佔廷帝國時期,東正教是國教,很大程度上依附於帝國政權:牧首及大主教的任免、主教會議的召開、對教義的解釋等重大教會事務,均由皇帝操控。

  1613年,米哈伊爾?羅曼諾夫登上俄羅斯沙皇的寶座,開始了羅曼諾夫家族的統治。他任命其父為牧首,於是形成了俄羅斯歷史上父掌神權、子掌政權的局面,政教合一體制得到徹底的體現。彼得大帝登基後,對東正教進行了全面改革,加強對俄羅斯東正教會的控制:于1721年廢除俄羅斯東正教牧首制,成立最高宗教事務會議,其高級官員都由彼得大帝任命。這一改革,標誌著俄羅斯東正教會已成為沙皇政府的附庸機構。

  進入20世紀以來,政教分離原則逐步確立。政教分離是現代政治學的一項重要原則,指國家力量和宗教互相分離,互不干涉。歐洲國家實行政教分離的最大特徵,就是用明確的法律規定宗教與國家的關係。法律與宗教相分離,成為現代國家治理的重要方式。現代西方國家在處理國法與教規的關係上,普遍堅持國法高於教規,教規服從國法,教規原則上不得與國法相衝突。在實踐中,依據“宗教信仰絕對自由、宗教實踐有限自由”的原則,國家依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根據法律保留、平等原則、比例原則、程式正義等法治基本原理對宗教實踐進行規範,依法管理宗教社會事務並兼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部分宗教內部事務,通過司法途徑解決涉及宗教的糾紛。各國通過完善涉及宗教事務的法律,制定與宗教事務有關的法律法規、簽署具有法律效應的政教協定、普通法律適用宗教事務管理等方式,運用法治方式管理宗教事務。

  總之,通過相關知識的宣傳教育,使宗教界和信教群眾消除在國法與教規關係上的誤解,正確認識、準確把握國法與教規的關係,自覺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維護國法權威,樹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在法律範圍內開展活動,既依法辦事,又依規活動,既做好公民,又做好教徒。

(原載于《宗教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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